□ 王绍贝
据毕罗的考证玄奘曾两次向李世民提出为新翻释教作序的请求。第一次是在公元645年8月他其时只完成了5部58卷的翻译事情直到玄奘又送上《大唐西域记》一书之后才给他回复天子对《西域记》表现赞成可是拒绝给玄奘作序提出“非己所闻”的理由。
毕罗推测李世民除了奉老子李耳本家为始祖的玄门为国教的原因之外李世民还鉴于历史上梁武帝灭国是痴迷释教的悲凉下场因此认为释教是“弊俗之虚数”。毕罗推测李世民很是清楚宫廷支持会对释教有一定的影响而他拒绝为玄奘撰写序文的原因是他不会轻易支持释教。但李世民也不得不认可释教的职位是“有国之常经”在切合统治政策的条件下他也会显着支持释教譬如为阵亡的将士建设寺院超度亡灵为母亲修建弘福寺祈福等。
公元684年玄奘再次请求李世民撰序这次天子终于允许了。毕罗认为这并非偶然因为当年夏天李世民在长安以北的玉华宫避暑时恒久跟玄奘在一起才开始真正地接受了释教信念。李世民“与法师无暂相离”的效果使他终于相识释教教义的精髓他逐渐对释教有了浓重的兴趣继而尽力支持玄奘宣扬释教的事业。毕罗认为最显着能够证明李世民接受释教的是《圣教序》中学者一般不太注意的一段话即《圣教序》第五行的“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李世民将他的名讳一连嵌入了《圣教序》之中应是有意识地强调了他本人对释教的情感为此李世民还让自己的儿子李治撰写了《述圣记》。
《集王圣教序》是一部著名的碑帖历代从书法角度研究与临习的人很是多。意大利汉学家毕罗的《尊右军以翼圣教》一书是他研究《集王圣教序》的总结与已往单纯作为书法范本和书法史来研究此碑差别的是他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从释教、政治、书法三个维度重新思考此碑在书法史、文化史上的意义。他运用的新视角、新课题和新质料新意迭出使我们对《集王圣教序》的历史意涵豁然开朗。
《尊右军以翼圣教》(意)毕罗著四川人民出书社2020年6月版64.00元。
《圣教序》和《述圣记》完成后据毕罗考证此时玄奘体贴的还是写本而不是立碑因为玄奘此时急需通过大量誊录、流传自己新译出来的佛经他上表“请经论盛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圣教序》和《述圣记》收录在每件写卷的开端让天子、太子为释教、佛法“背书”。
已往学者普遍认为《集王圣教序》集字立碑的念头与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等三方《圣教序》石刻相比实际上是最早的因为其工程既庞大又费时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但毕罗则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而且凭据相关历史配景和文献考证提出弘福寺僧人怀仁的集字是使用了皇室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迹的便利条件完成了《集王圣教序》由于需要查阅宫廷藏品基于藏品自己的价值怀仁应该被迫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从创作的须要消耗时间推测怀仁或许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集字立碑。再从《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动因和历史配景看毕罗认为李世民撰写《圣教序》之后两年就去世了而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对释教并无特别情感对玄奘及其僧团甚至会看做前朝旧臣李治显着支持玄门从其时释教论争的历史配景来看玄门在宫廷的影响力越来越强。661年在泰山的岱岳观郭行真等羽士为李治和武则天制作了老子和两个真人的塑像。
666年封禅礼仪完毕后李治和武则天还游览了老子家乡亳州给老子以“太上玄元天子”的封号。据《唐六典》纪录李治时期建设的道观比所谓玄门天子玄宗李隆基时期建设的道观还要多。鉴于这样的政治和文化配景毕罗发现从649年到673年立《集王圣教序》时释教对玄门很是的敏感怀仁也许正是这样一种配景下僧团急需重申皇家对释教的支持而且必须“制造”一个逾越玄奘佛经冠序的政治背书的“大制作”！他于是想出了让书圣王羲之为释教“背书”“代言”的主意。
王羲之既是皇家最推崇和喜爱的书法家又对权要士医生们有庞大的文化影响力此碑一出肯定会成为举国上下文人书生竞相浏览、拓印的范本。关于释教与写经、书法之间的关系毕罗在书中也有详细的叙述此不多赘。总之怀仁通过《集王圣教序》乐成将宣扬释教、书法范本与政治呵护完美地联合到了一起。
由于安史之乱宫廷内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迹都散佚了《集王圣教序》在往后的历朝历代中其政治和释教的影响力和意义也逐渐削弱但因为《集王圣教序》收录了最多王羲之书迹（多达1903字）怀仁通过极有眼光地挑选、调整和结构字形使得《集王圣教序》成为历代文人赞美的书法经典作品。
《集王圣教序》的创作应该分为李世民《圣教序》的创作和怀仁集王羲之字的《集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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